第22章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(2/2)

（喫）”字，上古音读qia，现保留在湘方言中；中古音读qi，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；现代音读chi，了北方话。读音多次变化，但文字没有变化，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“吃”。如果换上一表音文字，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“吃”。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，乔叟时代的英文，现在的英人都读不懂，说是古英文，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，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。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的那些盖尔语，凯尔特语，威尔士语等等，今天的广大英人民就更没法懂了。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多变的特征，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，还有跨时间的多变，使古今难以沟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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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，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里。随着生活的变化，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的到来，汉语文也表现僵化、残缺、不够用的一面。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，有利于继承，但不利于创新和追新；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，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，不利于这个社会中、层释放文化创造的能量。这样，从晚清到“五四”运动，一些中国知识分正是痛到文言文的弊端，发了改革的呼声。

第二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。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。宋代大量的“话本”，就是白话书面形式的开始，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。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，也可能发挥了作用。那么在宋代以前，白话作为一人民大众的语，同样可能存在，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。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，知戏台上的老爷，太太、小、相公，讲话就是用文言，而一些人，包括丫环，农夫，士卒，盗贼，都是说白话。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，就是说：白话是一等人的日常语言。到了晚清以后，中国在大社会变革的关，阶级结构必须改变。新的阶级要现，老的阶级要退舞台。像袁世凯、孙中山、泽东这没有科举功名的人，不会写八文的人，要成为社会领袖，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？在这个时候，一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，多数人的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，当然也在所难免。

所以，从某意义上来说，“五四”前后现的白话文运动，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，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。外来语与民间语，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，标注了白话文革命的大方位。

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况呢？第一，当时很多西方的事传到了中国，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，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。文言文的词，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，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，七言诗，就是方便这音节的组合。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、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。“拿破仑”，“克思”，你还可勉压缩成“拿氏”和“翁”，但“资本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”，你不好缩写成“资义”和“社义”吧？碰上“二氧化碳”和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，碰上“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”，你怎么缩写？能把它写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？想想当年，鲁迅留学日本，胡适留学国。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，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，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。